近年,一些新闻媒体发表了某些人关于宣纸生产技艺已经完全泄密的说法,笔者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不是出于对宣纸生产条件的完全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是故作耸人之论。
以往关于宣纸泄密的东西,却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大力宣传的东西。现在要宣传宣纸的相关的一些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宣纸,使用正宗的宣纸,同假冒伪劣作斗争,而不是一味地“保密”。不知真货,哪识假货呢?
有些外国人窃取宣纸技艺,仿制宣纸,包藏祸心,铁证如山,但从未制出真正的宣纸
宣纸作为一种传统的特种手工艺纸张,自创制时起,就名重艺林,因而对于它的生产技艺,制纸者一直秘不示人,旧时偶尔问及,也是诲莫如深,外界人士一直对此扑朔迷离,觉得神妙莫测。由于宣纸质量上乘,是纸中之精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所以一直为外人所垂涎。根据可考的材料,大约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直至今日,一些国家的情报人员特别是经济情报人员,相继对我国的宣纸产地进行探访,千方百计地搜集我国宣纸生产技艺的情报,以便进行仿制,企图以假乱真,以便获取高额经济利益。
外人盗探我国宣纸制作技术的活动自上世纪中叶起持续不断,有案可查,见诸文字史料的有这么几次:英人白恩首开宣纸窃密之例。清光绪三年(1877)4月1日,根据光绪二年(1876)签定的中英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芜湖海关正式开关。开关不久,芜湖海关派出情报人员便到泾县打探宣纸的制作过程。在1877年芜湖海关关务报告中,税务司白恩写到:“泾县西南八英里许,有村庄甚多。傍山之谷,皆造纸之所。其制法采取檀树皮、桑树皮及表杆洗濯多次,加若干石灰而煮之,复行洗濯,于是终年陈于山麓之空地,以候其干、……”并将配料方法和制作全过程作为科技机密情报,呈报给总税务司赫德。虽然这份报告对宣纸的了解并不甚得要领,但说明帝国主义分子侵犯中国主权以及盗探我国宣纸生产技艺的祸心由来已久。不久以后的光绪九年(1883),有一位名叫[木酋]原陈政(旧姓井上)的日本人,曾化装潜入泾县探查宣纸制作技艺,回国后写成《清国制纸取调巡回日记》,该日记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关彪等编的《支那制纸业》一书中公开发表,1941年4月《中国纸业》第一卷第四期有中译文发表。及至本世纪初,有一名名叫内山弥左当门的日本人,他当时在中国南京,距安徽各产纸境较近。他多次深入产纸地区,特别是泾县小岭,偷盗宣纸生产情报。回国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制纸法》的文章,刊登在《日本工业化学杂志》第九编第98号上。该文刊出13年后的1919年,我国有位名叫倪孟长的人,将该文全文翻译成中文,刊登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10期上。《中国制纸法》一文分为三章:其中第三章专门记述宣纸,篇幅最长,记述内容也最细。分别就宣纸产地、造纸用水、宣纸纸质、宣纸用途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随后,就在内山弥左当门从中国窃取情报回国书写报告、发表文章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国又有人来到泾县,费尽心机地在泾县宣纸产地弄了一些青檀树枝,特请大学植物系教授鉴定,但因日本不产此树,因此鉴别不出该树枝是何种何属,只得告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利用侵略中国的机会,多次派遣特务深入皖南,搜集了一些泾县的青檀树籽,运回日本精心种植,因气候,土质等条件不尽相同,所以,生长出来的檀皮质量低劣,用之制造不出高质量的宣纸,润墨性差。新中国建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人无法进入宣纸产区对宣纸技艺进行窃取,有关国家只能祖国大陆和香港等地购买我国的宣纸,然后用现代科学手段化验出了宣纸所含的各种成份,许多公司并竞相仿制。到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某些外国为了能制造出真正的宣纸,缩小所制造的仿制宣纸与宣纸真纸的差距,便加大了对宣纸情报的搜集力度,他们采用了多种手法,千方百计地套取有关信息和资料。非但如此,他们还处心积虑地企图深入宣纸产地直接获取第一手情报,如某国就曾于1986年派了一个“造纸工业考察团”前往安徽泾县有关厂家参观考察。其中有人顺手牵羊地“牵”走了一些生产原料,带回国反复研究,用各种成份配比,意欲造出宣纸真纸。但是,造出的纸并非“宣纸”,充其量仍只是仿宣,使用起来其润墨性明显不如泾县宣纸。原因何在呢?经我国专家分析对比。发现他们的“宣纸”中又多出几种矿物质,而矿物质的来源就是来自当地的造纸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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