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第二造纸厂就埋下了破产的伏笔。”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项目的上马有一定的盲目性,直到破产时,对上不上这一项目都还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
早在1979年,彭水县在上塘村3组建立了一个年产2000吨的小型纸厂,利用彭水县丰富的竹子和麦草为原料造纸。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彭水纸厂新上了一台1760纸机,纸质大幅度提高,市场供不应求,纸厂的效益非常不错,有时一年的纯利润都有好几百万元。彭水纸厂一时声名远扬,成了全县学习参观的典型。
但是到了1991年前后,国产的1760纸机已经落后了。纸厂向彭水政府打报告,申请专项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也就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银行给了当时的四川省两个农业扶贫开发项目。对彭水县的领导班子而言,这无疑是一支兴奋剂。
经济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彭水县决定尽最大努力来争取世界银行的扶贫贷款资金。在下定决心后,彭水县几大班子的领导在没有进行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迅速采取了行动,一方面向世界银行成都的分支机构打报告;另一方面在县里积极活动,迅速完成了征地和平整并开始了基建投入。
上马比较盲目
该项目从1994年开始正式动工。当年11月份,世行到重庆检查时,彭水已经完成了征地,基建队伍已经入场。按照进度,彭水县的万吨红麻全杆造纸项目将在三年内建成投产。由于彭水行动迅速,世界银行决定支持彭水项目而放弃了同时提出申请的四川绵阳的一个同样的项目,并在随后的预算中把项目资金由原来的700万美元增加到800万美元。
当时曾参与红麻全杆造纸项目的知情人士马先生告诉记者,实际上彭水县建这样一个项目并不容易,第一任万吨红麻全杆造纸项目的指挥长——时任彭水县副县长的周正德就是在到当时的黔江地区争取资金的途中出了车祸,因公殉职的。
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这一项目从上马初期就比较盲目,主要以争取项目资金为目的,没有考虑项目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当时只看到利用红麻造纸技术比较成熟,而且纸的质量比较高,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彭水的气候条件。
都是红麻惹的祸?
按照该项目的生产能力,年产万吨的造纸厂需要红麻3万吨以上,如此大的原料需求可以带动当地农民迅速致富,县里的领导普遍这样认为。
1997年前后,彭水县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号召农民种植红麻,当年红麻大丰收。可是在红麻的收割和销售过程中却出现了麻烦,一方面在红麻收购的季节,彭水多雨,有不少的红麻在地里还来不及收割就已经霉烂。而由于项目资金不到位,1998年万吨红麻造纸厂并没有建成,除了烂掉的红麻,农民手中还有上万吨堆成小山一样的红麻,县里不得不腾出几百万资金来解决农民的红麻收购问题。
据悉,当年,县政府单是用于红麻收购的资金就有200多万元打了水漂。而且还有不少农民手中的红麻没有收购,彭水以及渝东南几个县的农民再也没有了种植红麻的积极性。收购上来的红麻因为需要30万元运费才可以运回厂,而且运回厂后又不能在短期内作为生产原料,最后只好让其白白烂掉。
没有了红麻做原料,改用竹子做原料也行,但是必须对原来的生产线进行改造,需要新上一批设备,但这对本来资金就十分紧张的该项目而言并不容易。
项目资金被挪用
在争取到项目资金后,财政困窘的彭水县开始筹划利用这笔项目资金投资其他的项目,比如乌江新桥的建设,彭水烟叶复烤厂的建设等等。资金被挪用后,彭水的万吨红麻造纸项目开始了走走停停的慢步。
该项目进行两年左右,世界银行的相关项目负责人发现的扶贫专项贷款被层层挪用的情况。于是加强了对扶贫专项资金的监控,把资金划拨改为报账制。彭水县负责这一项目的相关负责人比如要采购什么样的设备,需要先购进之后再凭借相关的单据向世行在成都的机构报销。
1995年5月24日,彭水红麻全杆造纸厂基建工程处为了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按期建成投产。便向县政府请示对争取到位资金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奖励。其标准为:世行报账提款资金奖励0.70%;世行周转金奖励1%;民族发展资金1.5%。另外,基建工程处还对引进资金,按照到位资金额给予一次性重奖。其中无偿资金奖金高达20%。随后,彭水县政府对该请示进行了批复,同意红麻造纸厂工程基建处的奖励办法。但是争取资金的努力却并没有大的进展。
建筑老板血本无归
一方面要将已经挪用的资金填上;另一方面申请项目资金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没有专项资金输血,县财政本身又十分拮据的前提下,彭水万吨红麻造纸工程变得举步维艰。
而在整个工程中,基建投资者是最大的受害者。到2002年9月彭水第二造纸厂除了设备是支付现款外,单是欠四川华川安装工程公司的设备安装费就高达940多万元,另外还欠100多个建筑商的建筑款近1000万元。而整个红麻全杆造纸工程项目的总投资则高达9800万元人民币。
2002年9月的某一天,彭水县法院会议室,100多个建筑商静静地等候着彭水第二造纸厂破产清算组对其债权的处理方案,纸厂破产后,财政按照总投资分得400多万元,安置职工等开销后还剩下100多万元,清算组决定按照欠债总额的5.4%给建筑商支付欠款。这对于资金实力相对薄弱的建筑老板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
四川华川安装公司900多万的债权最终只得到40多万元;曾经担任彭水县委书记的刘汉奎退休后组织一支建筑队伍在彭水第二造纸厂做工程,纸厂先后欠其建筑工程款180万元,破产后刘汉奎只得到10万元,旋即也宣布破产;纸厂欠支绍昌100多万元,但是只付给他了几万元。100多位曾经为彭水第二造纸厂做工程的建筑老板几乎是血本无归。
据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眼看大厦将要坍塌,在全国各地做轻工安装的四川华川公司打听到新疆的一家企业需要纸厂的某些设备,于是负责该项目安装的四川华川便打起了把第二造纸厂设备拆下卖掉的主意。
这一切加速了彭水这一世界银行扶贫开发项目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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